年整个夏天，远在年毛取得最后胜利之前，成千上万生活在东北城市大连拥挤街道上的贫穷中国家庭，从破旧的房子里搬出来，住进了这座城市前日本殖民者的宽敞住宅。在20世纪30年代，大连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最重要的据点之一。这些家庭是中国城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城市房地产转让的受益者。从年7月到年5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超过2.7万户家庭从该市最贫困的社区搬到了日本人的房子里，这些房子位于该市的一些地区，而这些地区曾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当地报纸上充斥着整个社区都搬到殖民地居民家里的故事;他们读起来就像一部社会主义戏剧——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城市贫民和工人阶级，得到了殖民社会前主人的住房。甚至当地的广播电台每天都在报道这一举动。一篇论文进行消息欣喜若狂的社区,发誓要把自己的照片在他们的新房前毛泽东本人。中国共产*(CCP)的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城市版似乎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几年后的年，中国各地的报纸和期刊文章都赞扬了大连的社会主义改造，称大连为“新中国的模范大都市”。大连的新定义的核心是，按照先进的苏联式工业*策，把大连塑造成一个生产中心的形象。这种城市作为生产中心的愿景，将是中国共产*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中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城市现代化计划的标志。当把大连作为工业中心的形象推向极致时，当这个城市的经验呈现给中国其他地方时，大连的形象也呈现出一种乌托邦的维度。在一位作者看来，大连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基地，而且“在过去的四年里，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工人的天堂”。事实上，由于来自贫困社区的家庭接受了宽敞的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故居，这里看起来确实像是一个社会主义天堂。然而，这种不受约束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景象真的如此容易和迅速吗?大连是否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从一个日本殖民发展的城市到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大都市的转变?或者，就像通常的情况一样，事情比你看到的更多吗?此外，中国社会主义的城市“愿景”是什么?它与更为知名的农村“愿景”有何不同?新的共产主义*权如何看待它与城市居民的关系?
本章主要讲述了中国辽宁省港口城市大连从殖民地*治制度到社会主义*治制度的转变。与查尔斯·马斯格罗夫(CharlesMusgrove)和詹姆斯·库克(JamesCook)的作品一样，它分析了特定结构中所包含的视觉符号。更具体地说，它试图阐明一个新的*权如何处理一个早期*府所创造的社会关系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人口众多、密集且参差不齐的城市中，这个管理问题可能会变得特别严重。物理基础设施和架构代表了他们自己的一套困境的新*体。例如，接管美国的独裁*权会对华盛顿特区的纪念碑做什么?以伊拉克为例，在今天的巴格达，萨达姆*权统治时期的建筑和建筑空间——萨达姆的宫殿和监狱——的功能和以前几乎一样。萨达姆的许多宫殿如今都是联**事力量的中心。以大连为例，年后，苏联*队和中国共产*控制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物理特征——从建筑到交通系统，从购物区到公园——都带有日本殖民式发展的印记。对于新的社会主义*权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这个空间，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城市新“面貌”的一部分重新构架。
大连从年到年的经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中国战后不久的历史中尚未得到充分研究。首先，在年之前，大连是少数几个主要城市之一，在那里中共可以试验他们自己的城市议程。此外，由于年8月日本投降后，苏联*队“解放”了大连，大连仍被苏联*队占领，共产*的管理被认为会变得更容易。然而，中国共产*的*队一进入，这两个社会主义兄弟之间就爆发了冲突。这些冲突的核心是对如何最好地调动人力和资源以推动城市工业基础的不同看法，进一步暴露出在以社会主义名义向城市工人和城市穷人做出何种承诺的差异。简而言之，城市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根据中共官员、苏联*事当局和城市居民的愿景而有所不同。
这两个*治势力之间的一个重大妥协是，试图通过重新分配日本住房，将社会主义改革带给民众，这相当于一场精心策划的、城市版的农村土地改革。这一努力包括视觉宣传——游行和新闻报道——以及在反对殖民时代的不满和剥削的公开斗争中发现的共产*宣传的一个重要但没有得到充分检验的表演和经验方面。在农村，中国共产*的行*表现包括对地主和其他“阶级敌人”的公开审判。“中国共产*革命战略的这一部分将如何在城市舞台上发挥作用?”
因此，新势力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如何将城市社会和殖民城市环境都重新塑造成社会主义模式。换句话说，他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让这座曾经是日本殖民发展、资本主义和*国主义化身的城市看起来像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空间?社会主义城市会是什么样子?这是否包括对殖民地建筑环境中明显可见部分的物理拆除，以消除殖民历史?如果不是，它们将如何被纳入城市的“新”定义中?
这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每一个都触及了大连历史上“视觉”的一个方面，中国共产*新一届*府如何用物质的方式描绘社会主义，如何通过独特的城市土地改革将这一愿景带给大众，以及最终，殖民历史的记忆如何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继续存在。本章的主要主题是，20世纪40年代末，城市社会主义是由大连的各种历史人物以非常实际的方式提出的。通过使用描绘城市自身建成环境的图像，我们可以开始理解这些术语是如何表现的，不断变化的物质标准是如何成为经验的，以及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社会主义城市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殖民时代的住房条件
最初，日本城市规划者设想殖民时期的大连是一个隔离的城市。这座城市的空间网格是在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它要求日本人和中国人分开居住，中间有公园和宽阔的林荫大道。富有的日本人住在市中心以南靠近海边的大房子里，而官员、经理、工程师、研究人员及其家人则住在城市各处西式的联排房屋里。由于大连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人口快速增长，住房变得稀缺。因此，像西岗(西岭)这样的城市区域变得越来越混杂，一些日本商人和他们的家人搬到了附近。虽然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西港生活在一起，但在国内空间上存在着很大的空间不平等。以大连为例，日本居民虽然占大连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却控制并占据了大连65%以上的房地产。在西岗区，中国人占了89%，但只占了58%的住房面积。
中国和日本居民的住房质量也存在巨大差异。邢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5岁的邢桂华(音译)年随家人从山东来到大连找工作。辛家曾在码头附近的砖房工人宿舍里住过一段时间，中国居民将其称为“红房子”。这是一个极其拥挤的围墙，有自己的戏台、妓院和鸦片烟馆。它本质上是城中之城，用围墙将日本帝国主义剥削性的一面隐藏在城市核心之外。它位于市郊，甚至还有自己的橙色有轨电车，这是殖民当局设立的，用来接送码头上的工人，码头上的大多数工人从事装卸火车和轮船的工作。其他来到大连的中国家庭，特别是那些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庭，住在杂乱的贫民窟里，这些贫民窟建在或靠着污水渠和垃圾堆。他们用一切可能的材料建造房屋(图1)。最贫困的人住在松软土地上挖的有盖的洞里，或者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雨水经常使街道变得泥泞不堪，并被未经处理的污水堵塞。
图1.大连边缘的棚户区寺儿沟。这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和他们的家人聚集的地区，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山东来到这个城市是为了在码头或建筑行业找工作。这种形象可能会被殖民当局用来为他们自己为中国工人建造宿舍的项目辩护，这些项目提供了更清洁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控制。中国共产*用这样的形象作为殖民剥削的例子，中国人被拒绝进入他们工作的城市。因此，寺儿沟成了住房运动的一个焦点。
邢一家最终搬出了工人宿舍，搬进了西岗的一套公寓，那里人口密集，到处都是狭窄的砖房。他们的公寓很小。七口人合住一间六平米的房间。如图2所示，西港是殖民地时期大连华人商业社区的中心——它的“唐人街”。街道很窄，到处都是小商店和住宅。街边的餐馆和熙熙攘攘的露天市场是西港日常生活的主要特色，人们经常聚集在那里观看街头表演和杂技表演。
图2.大连西岗区。这个区域代表了殖民地城市的一个发达、人口密集的区域，长期居住着中国居民。这张照片可能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捕捉到了典型的街景。这样的照片强化了这个城市由严格隔离的区域组成的形象，在这个以中国人为主的区域，狭窄的街道与“日本”大连宽阔的林荫大道形成对比。
这与日本社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里，日本的规划者遵循日本流行的住宅设计前沿，建造了西方风格的砖房。这些社区的住宅都很宽敞，并且拥有现代住宅的所有设施，包括煮饭和取暖的燃气。小的、有围墙的庭院和花园分隔了各个住宅(图3)。偶尔可以听到橱窗里传来卖豆腐小贩的叫卖声，但大多数购物都是在中心市场或百货公司完成的。街道宽阔而安静，完全没有西岗街道上的各种活动。
图3.带围墙花园的典型日本殖民住宅。像这样的房子通常有燃气设备和电话。这些都是年后日本平民返回日本时被遗弃的房产。这是一个当代的形象。这些住宅现在正受到开发商的威胁，但仍是这座城市建筑遗产的一部分。
年8月，随着苏联*队和中共官员的到来，大连的*治秩序发生了变化，殖民时代的空间等级制度也被打破了。二战结束后，在大规模的遣返行动中，大量(但不是全部)日本平民(该市四分之一的人口)被运回日本。这种情况给中国共产*提供了一个结束大连殖民历史上最明显的遗迹的独特机会。通过将日本空置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给中国工人和城市贫民，中共干部不仅将开始把这座城市改造成社会主义天堂的进程，还将瞄准一个关键群体，在他们的城市*治战略中争取支持。这是一次大规模转移城市财产所有权的革命性尝试。然而，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后果又是什么呢?
城市土地改革:动员城市贫民
中共干部与大连城市居民密切合作的最全面努力之一是通过住房再分配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场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中国共产*的权威合法化，但只有另一支外国*队的长期存在才使它得以存在。苏联的*事存在为大连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尤其是与该地区的沈阳和哈尔滨等城市相比，后者在整个内战期间都是竞争激烈的。这种稳定性使它成为中共干部制定城市治理议程的理想场所，而住房改革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除了*事稳定之外，苏联的存在也严重限制了共产*在城市居民中的基层工作——包括一些革命的关键策略。例如，苏联宪兵经常制止城市中的暴力“清账”运动，这是中共在农村地区使用的一种常用策略，目的是用武力收回日本人的财产。
在这些限制下，在苏联的监督下，中共官员将住房再分配运动设计成一场精心控制的实验。它不包括暴力没收财产。这样的决定是对共产*干部早期行动的回应，其中一些人在年初随意闯入日本人的住宅，用枪指着日本人的家庭强行搬走。几个月后，在住房再分配运动开始时，中共官员非常小心地澄清哪些房子可以动，哪些不能动。日本*国主义分子、实业家、外交官和高级官员的住宅都是收复和重新分配的公平对象。然而，重要的是，那些技术熟练的日本工人、技术人员、贫穷的日本劳工及其家人——年后的日本人口的绝大部分——是严格禁止进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从本质上说，他们的专业知识是维持工厂运转所必需的。如果没有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为这些工厂提供动力的日本制造的机器很快就会坏掉，生产就会停止。整个20世纪40年代末，日本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在新社会中享有特权地位，反映在他们的房屋没有被没收，而是受到保护.
虽然不是暴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住房再分配是“激进的”，就像中国共产*在-年在满洲进行的更为激进的土地改革一样，它旨在以平等的方式重新分配财产。实际上，这场运动涉及的过程与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类似。然而，从苏联*事官员的角度来看，这一*策一定是极端激进的。事实上，与整个苏联糟糕的城市住房状况相比，大连一定像是一个住房天堂。据称，将殖民地时期的住房重新分配给工人和城市贫民的想法来自中共一位主要*事官员罗荣桓(-)。和其他中共高级官员一样，罗来到大连是为了从战争和革命的压力中恢复过来，住在海边的别墅里，这里曾经是日本人和富有的外国人的专属领地。在描述了土地改革对动员农村地区群众的好处后，罗敦促当地的共产*领导人遵循类似的道路，重新分配住房给城市居民。几个月后，年7月，中国共产*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城市住房再分配的官方声明。明确的目标是“以住房的形式向群众提供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
年7月15日，中共领导干部召开全市会议，与苏*、日、韩劳工组织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运动的开展，确定运动的议程。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大连大量过剩的住房，将城市劳动力和他们的家人转移到漂亮的西式住宅，给他们一种“他们现在是社会的主人”的感觉。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忧是，如果让这些房屋空置，它们要么会被年后控制了城市28%的建筑和住房空间的苏联*队占领，要么会被慢慢剥离和掠夺。抢劫是一个大问题。官方消息来源指出，在缺乏稳定经济的情况下，妇女和儿童经常在日本社区的空房里掠夺贵重物品。事实上，在苏联接管后的那一年，在整个大连复苏的自由市场上出售日本商品，常常是成千上万失业工人的唯一经济活动。禁止出口诸如火炉、熔炉和金属管道等家庭用品，这些物品在全市各地都被没收了，这表明中国共产*对这些物品的大量贸易量感到担忧。保护这些房屋的法规要求在空无一人的社区周围建造金属栅栏。主要的担忧是，大量的失业者正在拆解房屋，如果这种行为继续下去，这些房屋未来将几乎没有用处。
在最初的全市会议之后，区级和区级的中共干部组成了“住房调整工作组”。这些队是这次竞选的中坚力量。他们分散到贫困社区，在居民中挑选活动人士，同时对住房和生活条件进行详细调查。就像农村的土地改革一样，调查可以确定哪些社区是最穷的，以及这些社区的住房条件和家庭规模。对于当地的社区领导，尤其是区领导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他们的社区描述成一个贫穷的社区。例如，第14区(一个主要是华人居住的社区)的负责人向干部们游说说，他的区相当贫穷，许多家庭住在山坡上的棚屋里。而且，那里的居民大多以拉车为生，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吃的。21名干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样的社区，对那里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甚至深入到家庭层面。
在中国共产*看来，这是全*最重要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住房再分配运动，中国共产*与当地人民，特别是那些没有参加有组织的劳动活动的人有最密切的联系。此外，中国共产*选择“观察”其想要治理的人民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通过住房这一镜头。调查结果是制定和实施了基于职业、收入、家庭人数和住房条件的家庭等级制度，以确定迁移的优先次序。那些现有的住房没有什么问题，但被发现太小和太拥挤的人被划分为“一级”。房屋受损可重建的家庭为“二级”，房屋完全残破或完全无房的家庭和个人为“三级”。三级和一级家庭优先获得新住房。这些排名还确定了一个家庭的新房所有权条款，这一制度被证明是官员和城市居民困惑的根源。许多最贫困的家庭，也就是三年级的家庭，都被授予了对他们的新居的完全所有权，并可以相应地购买、出售甚至出租它们。在活动结束后搬迁的多户家庭中，西港有24户，其中户获得了全部产权，户获得了5年免租期，80户获得了3年免租期。然而，在运动的早期阶段，一些商人家庭和小型企业也获得免费租金和所有权。年5月，中共干部不得不重新调查情况，最终调整了产权和租赁协议，以确保那些有能力支付新房产的人会这样做。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收回了对财产的控制权，剥夺了全部所有权。
街道调查结束后，群众会议向当地居民解释住房重新分配的过程。贫困家庭被鼓励说出他们的困境，说出他们的想法来反对那些在过去几年里使他们受苦的人。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关于这次运动的内部报告，特别强调在群众中建立支持。干部应该带头组织城市的穷人自己来进行大部分的运动;报告说，通过这种方式，“穷人可以感到他们是主人。”“人们认为，这种感觉将把城市贫民束缚在新的制度之下。因此，被大肆宣传的“搬家日”事件是一系列事件的最后阶段，这些事件吸引了一个特定社区的大部分人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社区成员由区领导选出，负责搬迁队和组建地方安全队(搬家纠察队)，负责监督10个家庭。从年7月到年，实际的搬迁分三次进行。在年7月至2月的前两个阶段，干部们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