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山一条街一直走下去，沿途的景与人，变换了好几代，梧桐叶落了又生，凌水河涨了又落，来来往往的学子年年有不同，只有他还在这里。没有一个学生能说出报爷在八角楼旁卖了多少年杂志，大家只知道大一刚入学时报爷就在那里，大四毕业离开时报爷依旧在那里，迎来送往。于是当“十八年”这三个字从报爷口中说出来时，意料之中也意料之外。我们自然是知道报爷在大工待了许多年，但没有想到这年头长到足以见证一个人从襁褓婴儿到风华少年。
20世纪50年代，报爷上了六年小学，小学毕业之后就去了工厂上班，退休后来到大工卖报。随着看报纸的人越来越少，报爷又转而卖起了杂志，但是同学们还是亲切地称他为“报爷”。
报爷今年80岁，瓦房店人，祖籍山东。他的营业设备很简单，一把破旧的椅子、一个装书的箱子、一块放书的纸板。报爷的“储书仓库”在八角楼后的小院。他用一辆上了年岁的小推车运书。
每天早晨九点钟前，报爷都会乘坐公交车来到学校。从仓库里推出小车，将上面早已磨损的绳子解开，卸下车上覆盖着薄薄一层灰尘的纸箱，拿出本月最新的杂志，一本一本整齐地铺在地上，为了防止风把杂志吹坏，报爷还会在每摞杂志上放上一块碎玻璃片。然后他才从保安室后面拿出早已老旧的椅子，安静地坐在上面。
路过学生多的时候，报爷会吆喝两句——“《国家地理》——《人文历史》——”不过，他似乎并不期待会有人停下来看看。报爷指着那本厚厚的《国家地理》，说：“三十块钱一本？谁买？没有人买。”语气中似乎带着一丝无奈，“但是有老师会来买。”
在报爷看来，书和人是有缘分的，喜欢读书的人自然会驻足停留，不喜欢的人则“爱买不买”。“以前夏天的时候，有很多学生，常来这里看”，报爷转身指着保安室前面的台阶，“就坐在那里，看一天都行。”
一对情侣走来，女孩让男孩从书包后面取出钱包，拿出纸币递给报爷，买走了一本《读者》。女孩每个月都会来报爷的杂志摊买一本《读者》，“有时候看到他不在，觉得少了点什么。”
报爷把钞票叠好收好，从挎包中取出一根笔和几张小纸片，记录杂志的售卖情况。日期、书名、数量，一笔一划记得清清楚楚。每当一种杂志卖完，就把那一行划掉。当我们夸赞报爷的字时，他骄傲地说：“我还会写繁体字呢！”
他看起来与这个移动支付的社会格格不入，因为总有学生因不能手机付款而觉得不方便。如果有学生没带现金，报爷会带他们走到民勇的小商铺，扫码付账，报爷再从店家换得现金。他迈着蹒跚的脚步，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早已过时的老年机，“你说这个手机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