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带有香水味的怀抱里往外挣扎,像从带刺的花丛中往外挣扎,疼痛深入了每一个毛孔。要知道,在妈妈唯一没有检查的双肩包里,我背了五十多支素描铅笔。问题是,如果说对转学大连有盼望,那么最盼望的就是可以背离父母,干自己最想干的……
我是多么幼稚呀!
满怀绝望地从耿妈妈怀抱挣扎出来,我没再看她一眼,我像一只遭遇陷害的马驹,怨恨充斥了我的整个神经。
耿丽华浮出水面,我仿佛与一个隔膜已久的故人再次相遇,不由得就想起我们曾经的交谈,想起她骂张展和斯琴狗男女,骂他们杂碎、畜生时我的愤怒。——她和张展妈妈差不多属于一类人,这也许真是上帝的不公,让张展刚刚逃出虎口,又进狼窝。我当时毅然离开耿丽华,是觉得我不会骂出那样的话,觉得在对待人性和情感的事情上,我不会像她那样武断、生硬、俗不可耐,这区别也许就像前边说的,缘于生命体里艺术素养的多和少。可是我想,如果当年我不是被迫回到文学中来,成了远离权力的边缘人,我那一点点多于她的先天的素养会不会被消耗被腐蚀,就像海浪对礁石的消耗,就像硫酸对铁的腐蚀?
记得刚刚辞掉副局长的日子里,我几乎抑郁,不愿见人,不愿看电视,不能在电视中看到那种开会的场面,被海浪拍到沙滩的感觉那么强烈。为了搭救自己,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开始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社会,我告诉自己我是作家,必须与主流保持距离。久而久之,我确实有了一个作家的清醒和自觉,对耿丽华之流的世俗、功利有着强烈的敏感和排斥,可是如果说我没有成为耿丽华是上苍的眷顾,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依赖上苍?
我的高中
孙老师,就这么简单,我得到了新的妈妈。这在别人看来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对我来说易如反掌。那天在开发区您提到“交换妈妈”四个字,我浑身毛孔都透进了寒气。她就坐在我的对面,她看上去热情洋溢,单薄的嘴唇不断地无话找话,尖细的下颏在我和妈妈之间灵活地转动,纤细的手指不时地为我和妈妈递来各种水果,可只要一凝神,就不难发现她并不喜欢我。她的脸犹如一块压缩饼干,古板、缜密、暗淡,那里挤压着再灵活的肢体动作都无法掩饰的凝重。她不喜欢我,这是我对她无法磨灭的第一印象,我甚至能从她的眼神中看到她对我的挑剔、怀疑、不信任,或许我对她的拒绝赤裸裸地写在脸上,她没法不挑剔和怀疑,但她不一样,她是做了母亲的人,她不该一上来就和我作对。后来才知道,在我还没到大连之前,她就抱定了这样的态度,当妈妈告诉她儿子恋上了流浪儿,恋上了画画,她向妈妈做了大胆承诺:把他交给我吧,我这人还没有管不了的人。三天之后,在我俩第一次碰撞时她把这话说出来,我哑口无言,这世界竟然有如此愚蠢的人,敢于承诺她会改变一个人的灵魂。承诺改变我,妈妈便授予她至高无上的权力。她帮我租的房子,帮我雇的保姆,她给保姆一把我房间的钥匙,自己还留一把。我们的碰撞,就因为她有钥匙,可以在晚上九点打开我的屋门。她打开屋门,是从乡下拉来一些苹果,让司机搬进屋子。大连这地方一到秋天家家户户都囤苹果。可她进屋,一只猫似的警觉地嗅着鼻子,当她发现我卧室写字台旁边的一沓白纸,“压缩饼干”立即变紫,眼睛闪出凌厉的光。她站住不动了,问我这是什么。我不吱声,她说你把它打开,我无动于衷。那是一捆我刚刚买来的画纸,但我不想告诉她,这是我自己的事,和她无关。妈妈最大的失误在于她不清楚,一个不是妈妈的妈妈天然就失去了约束力,因为她不能骂我,又不能打我,她只有让司机把纸卷抱走,只有在离家的时候,跟我说出那番大而无当的话。但这于事无补,也许从那一刻开始,她就后悔了。
其实妈妈真正的失误不在这里,她不清楚,一个孩子,一旦让他脱离父母的监管,就是一匹放出去的野马,自由的禀性会像冲出裂隙的山泉,汩汩喷涌。我的裂隙是一间可以独处的屋子,它装修简朴,家具陈旧,只有四十平方米。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因为那时有妈妈跟进,有保姆跟进,可当第二天妈妈离开,保姆又在晚上回到自己家,我可以独自在房间里冥想,我的感觉完全不同,我觉得我的自我在一点点显影,就像照片底版在暗室的显影剂下渐渐显影。也就是说,在那没有家人的空间里,我发现了自我,它在一张单人床上,在小客厅的沙发上,在小厨房的大理石台面上,在窗外穿梭轰鸣的汽笛声中。它一开始只是一缕可以自由冥想的思绪,它空气一样到处游荡,可一点点的,它不动了,凝固下来,当它把床、沙发、大理石台面凝固成我的私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便充斥全身,坚决不把纸卷打开,正来自这种力量。
拥有独立的空间,这是愚蠢的父母送给我的最大的礼物,这如同给了我离家出走的权利。他们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他们精心制造的阴谋反而为我制造阴谋提供了土壤。
上帝改悔了吗,他因为可怜我而悔过自新了吗?
(孙惠芬)